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
从先民对一个太阳的认识以及日行轨迹的观测发展到祭天圜丘的营造，再由祭天礼仪发展到昆仑升天的文化，进而又对昆仑建立具体的地理标志、定其为西北高原，并最终落实到以于阗南山为昆仑山，其发展线索清楚可辨。
昆仑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认识论问题，更是宇宙观问题。先民从对无数太阳到一个太阳的认知，完成了认识史上的巨大飞跃，在此基础上才能创造出知识与思想，并最终成就中华文明。昆仑之伟大也正在于此。今天的考古学研究为昆仑文化的认识提供了直接帮助，其将昆仑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尽显无遗。
昆仑三天
昆仑文化形成于先民对于太阳的观测认识。今天人们看到的太阳和昨天升起的太阳是同一个天体吗？从原始思维的角度讲，没有理由认为先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初人们认识的太阳一定是无数的。古有十日神话，反映的就是这一历史。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扶桑，上饰九鸟，象征九日；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非衣，上绘扶桑九日。九日中缺失的一日当然已经飞上天穹。事实上，十日神话所表达的思想并不是太阳只有十个，十只是进制单位，其所强调的是遇十而进。换句话说，天上的太阳一天升起一个，是无穷无尽的。
然而随着先民长期不懈的观象实践，天上只有一个太阳的事实终于被人们认识了，于是先民借后羿射日的神话解决了从无数太阳到只有一个太阳的认知转变。而同一个太阳日日伦次而行，这个事实的概括表达就是“昆仑”，这就是昆仑文化的本质内涵。
中国古代的盖天家认为天圆地方，那么每天太阳在天上的运行轨迹也就呈现为一个圆周，如果观测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的太阳视运动轨迹，就可以在天上规划出三个同心圆。古人将这三个同心圆称为“三圆”或“三天”，也叫“昆仑”。
所祭必象其类的祭祀理念，使先民在设计祭天圜丘的时候必须要模仿“三天”的形状，这意味着根据“三天”思想建造的祭天圜丘必然呈现为三层圆坛，古人便称这个祭天的圜丘为“昆仑丘”。《尔雅》所谓“三成为昆仑丘”，讲的就是这个事实。
考古发现已经找到了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昆仑丘，那就是建筑于辽宁建平牛河梁的红山文化的祭天圜丘，年代距今五千多年。圜丘的形制为三个同心圆，表现昆仑三天，其中内圆为夏至日道，外圆为冬至日道，中圆为春分和秋分日道。而坐落于北京的明清两代天坛则显示了所知最晚的昆仑丘。不仅祈年殿的殿顶建为三圆，而且其下的祈谷坛也建为三圆，甚至祭天的圜丘同样建为三圆，其所体现的制度和思想与五千年前的红山文明一脉相承。中华文明之传承有序，于此可见一斑。
圜丘祭天必须以“三天”的形象与天的形状符合，这种类同的观念不可能不在祭天的礼器玉璧上有所体现。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有三圆玉璧，距今五千多年，同样明确反映了昆仑三天的思想。
通天的巫觋追求的是人与天地的沟通，天位于宇宙之颠，而人的颠顶则在人体之颠；天的形状为圆形，人的颠顶也为圆形。这种认识自然导致了古人将人之颠顶拟比上天的传统。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日斯台发现了红山文化巫觋石像，年代也在五千年前。巫觋的头顶饰以三个同心圆，象征昆仑三天，展现了天人沟通的宗教理念。
昆仑三天只表现了二分二至的日行轨迹，如果人们选取二十四节气中十二个中气的太阳周日视运动轨迹，那就是七个同心圆。《周髀算经》记有一幅“七衡六间图”，表现的就是这一思想。七衡的内衡为夏至日道，外衡为冬至日道，中衡（第四衡）为春分与秋分日道，因此七衡实际反映了在“三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太阳运动更为精细的观测。七衡为阳，六间为阴，《管子》名之曰“六峜”。内蒙古敖汉旗元宝山发现的红山文化积石冢，其象天的圆冢已经筑为七层，清楚地表现了七衡六间，时代也已在五千年前。
这些证据清晰地显示，有关昆仑三天的考古学物证已可放心地追溯到距今五千年前甚至更早，说明昆仑文化早在这一时期就已相当成熟了。不仅如此，相关的证据甚至可以帮助我们梳理清楚昆仑思想从三圆三天到七衡六间的发展，故昆仑思想之发端，其源尚矣。
昆仑悬圃
昆仑丘即为祭天圜丘，圜丘是祭天的天坛，而祭天则为君王所垄断的特权，因此昆仑丘必须建筑于位居天地之中的王庭，其既作为天人沟通之所，更是灵魂升天配帝的起点，从而由此产生出昆仑升天乃至昆仑升仙的文化传统。
发现于安徽蚌埠双墩的春秋晚期的钟离君柏墓完整地展现了昆仑升天的思想，墓葬从上到下的六层结构真实地再现了昆仑升天思想的四界空间。
墓葬最上是半球形封土，象征天盖。封土以灰、白、赤、黑、黄五色土堆益杂封，借封禅礼表达钟离国君对于国祚长久及灵魂不灭的祈求。封土之下的墓顶则用白色石英砂筑成璧形遗迹，借圆璧象天。白璧再下则以五色土分隔出二十八宿星空，表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星空表现形式。显然，墓葬最上的空间由半球形封土、白璧形天盖以及二十八宿星空遗存共同组成了天上世界，象征昆仑升天文化所理解的太帝之居。
星空遗存之下的墓葬第四层结构则是沿圆形墓壁依次布设的十八个弧形土丘，古人名之曰“形埒”，是为表现空间边际的符号。《淮南子》：“道之有篇章形埒。”高诱《注》：“形埒，兆朕也。”形埒以土堆成低矮且等高的小墙，平面弧形，表现兆朕边界，广见于汉代石刻画像和铜镜的边际。而钟离君柏墓的十八形埒显然具有着九天与九野兆朕的象征意义，准确地说就是天与地的边界，这意味着形埒以下的空间无疑应象征着昆仑升天文化中的所谓昆仑悬圃。
形埒遗存再下的墓葬第五层结构则见以数层土锥堆筑的圆形八极遗存。先民认为，大地的边隈由大山组成，是谓“八极”。而墓中表现八极的做法正是以山形的土锥多层堆筑，且锥尖向外，以此表现由大山组成的大地边隈。事实上，八极与圆天交际也就构成了大地的边隈，类似的八极图像同样普遍流行于汉代铜镜等有关空间的装饰题材。而钟离君柏墓的这层空间显然象征着昆仑升天文化中的所谓凉风之山，古人或曰“阆风”或“阆苑”。
八极圆形空间其实是大地与圆天交际的结果，是为大地的边隈。从最早形成的天圆地方的盖天宇宙论考虑，虽然人们仰望天空会很容易得出天圆的结论，但同时获得的对大地的认识也同样应该是圆形，而地方的认知只能是随着先民对于大地的空间测量逐渐完成的。这意味着大地的圆形八极边隈实际也就是圆天的边隈，因此，如果说太阳运行所规划的圆形轨迹是为昆仑的话，那么作为天际八极的圆形界域就理所当然地应理解为昆仑丘或昆仑虚。
自此向下发掘到墓葬底部，便出现了墓主人钟离君柏的墓室。墓室呈五方“亞”形，钟离君柏葬于五方的中央，而其东、西、南、北四方则布有十二座陪葬坑，其中十坑殉葬十人，二坑随葬器物，体现了十与十二两组数字的对比，暗喻十天干与十二地支配伍的意义。很明显，这个五方十二室所表现的墓室象征着昆仑升天思想中作为升天起点的“五城十二楼”。
昆仑升天的四层境界于《淮南子·墬形》所论最详：“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倾宫、旋室、悬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黄水，黄水三周复其原，是谓丹水，饮之不死。”“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赤水出其东南陬，……弱水出自穷石，……洋水出其西北陬。……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
昆仑升天是从五城十二楼出发，其上的三层空间则反映了仙人升天所达到的不同境界。自五城十二楼升至凉风之山则不死，尔后登之悬圃则灵，再登之于太帝上天则神。这四层空间与钟离君柏墓独特的墓葬结构所体现的升天思想若合符节，不仅显示了昆仑升天观念的古老，而且使我们完整地目睹了春秋时代先民所想象的昆仑升天的幻象。
中国传统的空间观念经历了从五位“亞”形到九宫空间的发展，而五城十二楼显然反映的是先民对于“亞”形大地的认识。“亞”形的四维有四水，目的在于和百药，仍然服务于神仙不死的追求，由此则发展出昆仑仙药的观念。《楚辞·九章·涉江》：“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湖南里耶秦简则云：“琅邪献昆陯五杏药”。五杏药或即经炼制的长生不老药。从此，昆仑升天或昆仑升仙与长生不老的观念便联系在了一起。
昆仑升天思想到汉代已经更为流行，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非衣即绘有昆仑升天的场景。画面的下部绘出墓主人生前居住的大地，其上则表现凉风之山，墓主人由二龙载负而升天，登临悬圃，再上即为上天。天上世界先以天盖表现，天盖的下缘即绘有红色的形埒，表现天地的边界。天盖之上便是天门，两侧有大司命和少司命守之。天庭内则有日月和扶桑，其中日中有鵕乌，月中有蟾蜍，中央则端坐着天帝，是为太帝之居，画面构图完整。
事实上，昆仑升天的观念在公元前五千纪就已形成了，内蒙古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已经以七衡表现天盖，明显具有了昆仑三界的思想。而河南濮阳西水坡原始宗教遗存更反映了6500年前先贤的升天场景，北端的墓葬为墓主人灵魂升天的起点，墓葬设计为南圆北方，象征天地；墓葬以南以龙、虎、鹿、鸟四象佐助墓主人升天；再南则以人御龙升天表现天庭，其间布满星辰及天汉，不仅表现了大地、上天与升天过程，甚至显示了昆仑三界的雏形，证明昆仑升天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
昆陯与崑崙
昆仑思想在战国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时人或将昆仑视为有着固定位置的自然地理标志，但具体所在，又语焉不详。《天问》：“昆仑悬圃，其凥安在？”已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昆仑丘本即祭天圜丘，其虽建于王庭，但也可以借助灵山完成，由丘发展为山，于山祭天而实现升天，本无定所。《山海经》虽然给出了昆仑地理的几种选择，并不一致，但皆以为在“帝之下都”，仍然保留着对昆仑本在天地之中的记忆。
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强调天人合一，这意味着作为天之主体的上帝，其位置必须首先确定。上帝居于天之中央，那么在配帝在下政治观的影响下，王庭也就必须建立在地的中央。然而天的中央在哪儿？由于岁差的缘故，五千年前的真北极其实并不在北天的正中，而是向西北倾斜，这就是《淮南子·天文》所说的“天倾西北”的真意。显然，《山海经》所记载的昆仑虽在西北，但其强调的却是帝之下都，所传承的仍是昆仑地中的思想。然而战国时期的人们已忘记了天倾西北的真义，于是将与天倾西北这一天文观相呼应的位居天地之中的帝之下都理解成了地理意义上的真实的西北，从而将昆仑落实到了西北。
中国的西北地区为高原，而高原于古称“陯”，于是昆仑又有了“昆陯”的名称。里耶秦简记“琅琊献昆陯五杏药”，已见“昆陯”，这是非常重要的材料。近来发现于青海玛多扎陵湖北岸的秦刻石，记载了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三月己卯（三月初二）于昆仑采药之事，昆仑也写作“昆陯”，都明确反映了秦人对昆仑的理解。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颁布了书同文字的措施，不仅文字的结构必须统一，文字的使用也需要统一，从而以制度的形式禁止了文字通假的滥用。今见秦诏版文字一致，不见通假；里耶秦简也文字一致，不用通假，即是明证。这意味着秦人所写的“昆陯”其实就是当时人们所认为的昆仑正字，显然，“陯”字的本义即应体现着秦人的昆仑思想。
《说文解字·阜部》：“陯，山阜陷也。”又云：“陷，高下也。一曰陊也。”段玉裁注：“高下者，高与下有悬绝之势也。高下之形曰陷，故自高入于下亦曰陷。”“陷”还有一意为陊。《说文解字·阜部》：“陊，落也。”段玉裁注：“凡自上而下皆曰落。”意义与“陯”“陷”相同。事实很清楚，“陯”字即指高山下之旷原，其与高山有悬绝之势，意即高原。《穆天子传》卷三或谓之“西北大旷原”，即同此意。
据此可知，战国至秦应以西北高原为昆仑，当时还没有形成昆仑为一座具体大山的观念。待汉武帝始定于阗南山为昆仑山，后人又因“阜”“山”二字相通，别造出了与昆仑山相适应的“崑崙”，昆仑又有了新的名称。
考古学证据已可将中国古代昆仑文化的历史追溯到距今七八千年以前，从先民对一个太阳的认识以及日行轨迹的观测发展到祭天圜丘的营造，再由祭天礼仪发展到昆仑升天的文化，进而又对昆仑建立具体的地理标志、定其为西北高原，并最终落实到以于阗南山为昆仑山，其发展线索清楚可辨。不容否认，昆仑文化每一时代的发展都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终使昆仑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